张存宽 南京大学文学院

　　晚上到家时，只有客厅的门灯还亮着，去父母的卧室想道个晚安，看见两人并排在双人台盆前刷牙。

　　我和他们的眼睛在镜中相遇。那一刻我想到的却是，不知哪天，先是一个水池闲置下来，直至这个双人台盆彻底荒废，自来水流过陶瓷面的痕迹再也不必擦拭干净。

　　即使随着父母的日渐衰老，我已尽可能说服自己默认这一天的必然到来，可就算是凭空虚构的画面也足以让我鼻酸。

　　“你俩怎么刷牙还保持队形呢。”趁着情绪尚能保持稳定，我狼狈地溜走。

　　不知旁人是否有相似的经历：孩童时与父母偶生龃龉，会在某个瞬间产生邪恶的念头，幻想着他们烟消云散的那天，自己终于赢得“战争”的胜利。可这样幼稚的想法刚刚萌发，自己独立于冰冷石碑前的场景就伴随而来——是啊，那样再也见不到了。随即是孩子无条件地投降。

　　在这一点上，想象力不用受时空的束缚，能将未来的某一时刻前置于当下。因此，我很少在失去后才后悔，而是在意识到即将失去时就已痛不欲生。

　　多年前的一个夏天，下着黏腻的小雨，在看完学校赠票的蝴蝶标本展后，我和母亲去探望住在附近的外公。那时外公屡屡大便失禁，身体虚弱不堪。母亲把外公的卧室打扫干净，记忆中虽然狭小却一贯亮堂的房间，那天只有床头灯昏黄的光线，和一股好像是发霉、又好像隐隐夹杂着粪臭的味道——写到这里时，我想如果有机会，能再嗅一次那个味道也好，我怕再过几年，文字都无法准确地还原——我的记忆大概只能清晰地保留生命行将衰退时的影像，而对气味无可奈何。

　　从脑中取出了两个像鸡蛋那么大的肿瘤后，外公再也没有醒过来，每天紧闭双眼躺在床上平静地呼吸。有天晚上，我跟着大人们去了一家非常隐蔽的小店，里面是各色纸扎的东西。回到外公的房子，大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着什么，时隔二十一年，我的确记不清具体的内容了，但我分明能回忆出当时从对话中捕捉到的那无能为力的气息，这是大人们的无能为力，也是外公的无能为力，更是我的无能为力。九岁的孩子只能在外公的床边放声大哭，那是我第一次真真切切意识到，原本近在咫尺的亲人，正头也不回地离我而去。

　　如果能意识到我抓不住被风裹挟远去的枯叶，我尚且会努力做好目送的准备；可我逐渐发现，更多时候连准备的机会都不会有。

　　大二暑假，高三时的数学老师罹患白血病。考虑到治疗的需要，我们没有前往探视，而是录制了加油视频——视频中我信心满满，跟老师说一定能等到我回去和他做同事。后来听说老师和他的妹妹配型成功，接受了移植手术，似乎一切都往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直到大三那年的清明节前一周，高中班主任突然在班级群里发了消息，老师因严重的排异反应不幸去世。

　　再见到老师时，他头上戴着帽子，面色发黑，两颊深陷，在白布的覆盖下显得极其瘦小，怪异得甚至让我不敢相认。可惜这最后一面也只给我十几秒的时间去刻进记忆深处，现在提及老师，我想到的还是那个会在课上为了比我们早几秒计算出结果而像个孩子一样兴奋的男人。几年前我曾梦到过老师，他还是从前的样子，只是微笑着一言不发。母亲曾跟我提及一种迷信的说法，如果梦到去世的人对自己说话，对生者不太“好”——那我宁愿相信这个说法，即使许久未见，老师依然是那么照顾我，仿佛我还是那个即使每天去送作业但仍不敢多说几个字的课代表。这是唯一能给我的一点安慰。

　　当目光投向窗外，我会发现不远处也有同样的逝去，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孤零零地发生。

　　工作后有次周末回家，听母亲说，对面那户阳台正对着我家客厅的人家，有人轻生了。那家应该在这住了不少年头。很多年前，阳台上经常有个白发苍苍的奶奶对着镜子梳头，身边还有两只白猫相伴，只是我上大学后就再也没有看过她，以及那两只白猫；后来就看到那家的老爷爷每逢晴天都会出来晾衣服，但是那年，我在家待了一整个暑假都没有再见到那佝偻的身影。

　　跳楼的那个中年男人应该是这对老夫妻的儿子，那天不知是何原因，只听说当时已经被发现，当着物业和很多人的面跳下来的。我没有在阳台上见过他，只能从别人的叙述中去尽力找拾他一跃而下后掉落满地的碎片，拼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生。我不知道他看着年迈的父母一个接一个离开自己时是怎样的心情，他的选择是否是因为厌倦了家中那令人窒息的沉寂？

　　我回家的那天，那家门户大开，屋内所有的灯都亮着，从远处已看不见家具摆设的轮廓。

　　转身回去敲开门，父母已洗漱完毕坐在床上看电视。

　　“早点睡哦。”